张富存

　    至今，在我家的抽屉里，还珍藏着一沓有些发黄的粮票。
　　那是我大专毕业时留下的。不知底细的人可能会疑问了：那时大家的生活不是很紧张吗？虽说在校的大、中专学生会好一点儿，但吃喝拉撒样样也是凭票供应，怎么上着学还节约出粮食来、过上富裕生活了？
　　且听我慢慢说。
　　我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物资匮乏”“入不敷出”是那个时代的代名词，“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点灯要油票”是那个时期的简笔与缩写。不言而喻，大家的生活都非常艰苦。撇开其他，仅说吃饭吧，要是你去出个差、办个事，没有粮票就会饿肚子。到了上世纪80年代，人们的日子虽然好过些，但仍然逃脱不了计划经济的束缚。记得父亲为解决家里的烧柴问题，每年冬天“地蹦走”去平顶山拉煤，临走时母亲总要给父亲烙上一些干粮带上，也是为解路上“没有粮票就吃不到饭”的困窘。
　　当时，我的一个叔叔在生产队里赶马车，每到“三夏”征购去公社粮店里交公粮时，正读小学的我，总是缠着叔叔带着我去，说到底，还不是为了借“给公家办事之便”吃上一个又白又大的不掏粮票的好面馍？
　　那个时候，粮票是一个人身份的标志。城里人没有土地，家里一切吃穿用都靠那个“小红本”打理，其功能就好比现在的“一卡通”，我们称为吃“商品粮”。谁要是能吃上“商品粮”，在老少爷们儿眼中，那将是一件最荣耀的事情。我们农村人家靠地吃饭，赶上出门打差，先要去粮店卖些粮食换成粮票当盘缠。那光景，家家户户没吃没烧的，非必要，有谁舍得拿粮食去换粮票啊！
　　因此，那时农村的孩子，因为没有出路，“讲不出道道”的家长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发奋读书时，都以能“跳出农门、拿着国家的粮本”为诱惑，往往都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也是在这种说教熏陶下，站了又倒、倒了又起，与浩浩荡荡的高考大军抢着挤着才过的那条“独木桥”。
　　依然记得，就在我去大学报到的前一天晚上，本该高兴的父亲却一反常态坐在院子里的门墩石上，一根接一根地抽起了闷烟，并不时发出唏嘘的叹息声。一次闲聊，从母亲的口中才了解到，原来是父亲怕我上学时国家供给的粮食不够吃，犹豫了三天，最后才算下定了决心，倾其家中所有，套毛驴车拉了六鱼皮袋小麦，托村上当时在西平县酒店乡任粮店主任的宗五爷，兑换了对等的河南省流动粮票，作为我的伙食补贴。进了学校才知道，因为我们是农业院校，国家对我们执行的伙食补助标准相对高一些，男生每人每月34斤粮票，女生28斤。由于有父亲给我换的那一部分粮票，再除去一年的寒假和暑假不在学校吃住，等毕业时，我手里还剩下162斤粮票没有吃完，至今仍珍藏在我家的抽屉里，端坐在时光深处，述说着那段不平常的岁月。
　　如今，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里，无论你走到哪里，想吃就吃、想买就买，再不用为吃饭发愁，粮票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随时光远去；吃“商品粮”早已成为过时的话题，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不管是生在农村或是城镇，大家平起平坐，过着愉快的幸福生活。
　　但每次想起那沓发黄的粮票，想起那个没有“票”就走不出家门的岁月，我的心底仍会泛起层层涟漪。在我眼里，它不仅是一沓普通的粮票，更重要的是它见证着一段历史，见证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富强，同时也时时提醒着我：不忘过去，珍惜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