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永亮

　　2003年非典时期，我被抽调到一个行政村的隔离点，负责为外出务工返乡人员测量体温。因为隔离点离医院只有10里路，所以一旦有急诊手术，我还要及时回去为病人施行麻醉。
　　当时正是五六月间，村民们已经开始收割麦子了。隔离点就在村小学，院墙外，大型联合收割机白天黑夜不停地轰鸣；院墙内，被隔离的人们听着外面的声音，望眼欲穿的目光似乎要穿透那堵墙，飞到近在咫尺却无法回去的家。
　　在这些返乡人员中，有一位40岁的张姓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表情格外压抑，黑红色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眉头拧着疙瘩，每次问他是否觉得发热时，他总会不耐烦地嘟囔一句：“天天量体温，你说发烧不发烧？”那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让我愈发厌恶非典、厌恶体温计、厌恶返乡人员、甚至厌恶曾经引以为豪的一身白衣。
　　在一个布满乌云的上午，院长打电话通知我有产妇需做急诊剖宫产术，医院已派车来接我，要我快速脱去隔离衣，做常规消毒。
　　虽然离开隔离点只有不到3个小时，可是在我回来后，同事和隔离人员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不停地问我外面的情况，我骄傲地讲述着即将收割完毕的金黄麦子、风吹动路两旁杨树叶子的声音、手术室里新生儿那令人欣喜的嘹亮哭声……那感觉，就如同刚从天堂返回一般美妙。他们一边张着嘴巴聆听我眉飞色舞地演讲，一边掰着手指头数着距离自己解禁的天数、小时、分钟……顿时，隔离点沉闷的气氛一扫而光，虽然此时已经下起了大雨。
　　最令我讨厌的张姓男子终于沉不住气了。
　　他凑到我旁边，小声地问：“小余医生，做手术的妇女叫啥名字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叫陈**，就是这附近的，她丈夫刚从北京回——”
　　话未说完，我戛然而止。直觉告诉我，眼前的男子就是产妇的丈夫！我的心头一颤，不知道这个消息对于未解除隔离的他是好是坏。
　　倒是同事们在一旁打趣着说：“瞧瞧，你儿子出生了。你得好好感谢小余呀，要不是小余回去打麻醉，你老婆可得受不少疼痛呢！”
　　要是在平日听到这样的消息，一屋子人准会欢呼起来，可是此时，屋内却静得出奇。要知道，但凡在这个特殊时期从外地回来的，要么是家里没有劳力收麦子，要么和张姓男子一样，有着非回家不可的理由，而当他们满怀喜悦准备跨入家门时，却被告知要隔离两个星期。
　　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催促着我！于是，我迅速拿出手机，用有些颤抖的手指拨通妇产科值班护士的电话，并让她找到产妇家属，然后我把手机递到张姓男子的手中。
　　他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机，很僵硬地贴在耳朵上，用无比感激的眼神看了我一下，又迅速躲开了我的微笑。他拿着电话沉默了半分钟，先是简单询问了产妇和孩子的情况，最后又说：“娘，出院时记得给麻醉师留些鸡蛋，人家专门跑回医院给咱打的麻针！别忘了啊！”
　　我手足无措地说：“不要不要。”
　　挂了电话之后，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无声滴落。伴着外面越来越重的风声、雷声，这个看似粗壮的男人叹息道：“俺家10余亩麦子看起来要烂在地里了！”
　　小刘动情地说：“早晨我一看要下雨，真想把他们全部放回家收麦子去！可是，哎——”小刘是小镇派出所的民警，和我同在这个隔离点，负责安全工作。
　　听小刘这么一说，大家眼里噙着泪花，充满无奈又写着理解和感激。
　　一个个返乡人员度过了最难熬的隔离期，让我们欢欣鼓舞的是没有一个人感染非典。张姓男子离开时欢喜得不得了，拽着我的手摇了又摇、谢了又谢，说他一家人啥时候也忘不了我。
　　6月，非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隔离点撤除了，在隔离点奋战了两个月的我们也回到各自单位，开始了正常工作。
　　回到医院宿舍，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告诉我说有个产妇家属硬是给她送了几十个鸡蛋，她不要，家属死活不愿意。她用手一指，笑呵呵地说：“我可不敢自己吃完，人家送给你的！”顺着她的手指，我看见几十个椭圆的鸡蛋静静地躺在袋子里，个很大、红皮儿，红得有些扎人的眼睛。那一刻，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很想流泪。
　　这是我工作以来收到的第一份礼物啊！曾经，我不止一次地幻想着病人或家属把鲜花捧给我、把锦旗送给我、甚至把礼物塞给我，在自我幻想中，我忘记了身边淳朴善良的百姓，更忘记了身上还穿着圣洁的白衣！
　　非典过后，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女友正在观看《歌颂白衣天使》的电视晚会，她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把鸡蛋轻轻打在碗里，用筷子快速搅拌着，鸡蛋的清香气息弥漫在我周围。我仿佛看见张姓男子的田地里一派丰收景象，他身后是饱满的大豆、硕大的玉米，在他黑红的脸上，满是憨憨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