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伟

　　一边是麦浪滚滚，金黄的麦子在收割机的轰鸣声中跳跃歌唱；一边是水流潺潺，稻田里新翻的泥土在甘甜的薄山湖水滋润下芬芳扑鼻。哦，家乡的稻田还有记忆里的童年，就这样不期而遇。
　　儿时的记忆，散播在乡村一块块稻田里。每一块稻田，都有它专属的名字，那是父亲和母亲对它们的昵称。村北靠近一座大桥的田，叫“北大桥”；村东较远的那块大田，因为地中间立着一根又粗又高的水泥高压电线杆，母亲便称它为“电杆下”；那块狭长的田，地头有几丘坟茔，父亲称它为“老坟圈”；村东南那一块田，处在邻近三个村子的田地交界处，乡亲们众口一词，叫它“东南地”，而父亲则送给它一个更响亮易记的名字“三不管”，但我往往从母亲浓重的汝南乡音中听成“三亩管”；靠近村口的那几分田，由于秋天播下的小麦种子或夏日新插下的秧苗常常遭遇鸟雀和鸡鸭们的侵袭，父亲便称它“鸡叼地”；至于那块靠近干渠埂子，形似刀把子的田，干脆叫它“刀把子地”好了。
　　每一块稻田都像是每一家的孩子，承载着这个家庭未来收获的希望；稻田更像是个粗瓷大碗，里面装着乡村农家细水绵长的日子。
　　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光里，稻田装着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每当夏季麦收过后，薄山湖水便通过一道道干渠流到田地里，我时常见到父亲和母亲赶着家里的黄牛或白马拉着架子车，车里装着犁和耙，去侍弄那一块块稻田，往往天很晚了才满身泥水地赶回家。母亲给牲口们拌好草料，让忙碌一天的它们饱餐一顿。父亲则拿起烟袋，惬意地抽上几口。有时，我问父亲：烟有那么好抽吗？父亲往往面露微笑说：等你长大后学会抽烟就知道了……
　　我10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他的坟就在村东头那块他劳作过的田地里。那匹白马因为被水草划伤了一只眼睛，被母亲卖给了别人，那头黄牛却留了下来。放牛、割草、拌草料成了我上学之余常干的事情。村子里的田地经过两次更换，这家的田到了那家的手里，那家的田分到了这家手里，但粮食产量似乎未见增长，乡村日子依旧平淡寡味、细水绵长。父亲在世时的那几块田都换了主人，包括那块埋葬着父亲的田。
　　20世纪90年代起，外边的世界越来越精彩，很多年轻人加入南下北上的“打工潮”。挣到钱后便返乡修建新房，盖起二层小洋楼。在一片热闹声中，那些曾被父母亲切呼唤“名字”如同呼唤自家孩子一般的稻田一片黯淡。哥哥姐姐们陆续加入务工队伍，只在农忙时才回来帮忙。母亲是这个家里的“决策者”，是坚定的种田人。那些年，她把从父亲那儿学来的种田技巧一股脑地施展出来：田里要放水了，她彻夜守护；田里要治虫了，她背起药筒，光着脚板下水田去打药；田里要施肥了、田里又要薅草了……每次总能见到她的身影。我一度相信，母亲就是为稻田而生的，这些稻田就是她的命根子。
　　时光一晃而过，从部队转业后，我带着年迈的母亲进了城，让她过上了儿孙绕膝的幸福日子，家里的那几块田地也全部流转出去。在父亲去世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没有真正学会抽烟。有时写稿至深夜，才思枯竭时点燃一根存放许久的香烟，会莫名地想起多年前父亲抽烟时的神情和笑容，仿佛父亲就坐在我面前。可没抽两口就受不了那呛人的味道，赶紧掐灭了。曾经被父亲和母亲视为命根子的稻田，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淡去。只是母亲在哄孙子之余，还会在家里不时提及一块块稻田的名字。母亲说：“现在种田的政策真好，不用交粮、交税，还有补贴，多好的事啊。”我理解和田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母亲对于田地的那份情感。她骨子里和父亲一样，把自己的一生与田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新时代的春风拂过乡村田野，古老的土地在大型农机耕耘时的轰鸣声中苏醒。土地还是那片土地，少年接过父辈的耕犁，犁去存在了数十年的界埂，也犁去了横亘在人们心间的樊篱。最美乡村、中原水乡，父辈们勤劳一辈子的黄土地被描绘出了新模样。土地集约、力量集中、科技赋能，希望的田野编织着幸福新梦想。此时的乡村和稻田在远山的守望下，田野生香，见山、见水、见乡愁，城里的人们举家驱车来到附近的稻田公园观光游玩，体验不一样的农耕文化。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驾车带母亲和妻儿回乡。望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远山近水、乡野田畴，稻田公园里满目的青色让母亲的话匣子再也关不住了。她指点着视野中的那一块块稻田，“北大桥”“刀把子”“三不管”“电杆下”……像久别后的重逢，如数家珍。
　　她一眼就看见“北大桥”稻田里浮起的那一层盈盈新绿，惊喜异常。昔日的小块田地，如今已是连片的大田，只是叫惯了名字的母亲依然改不了口。一阵微风从田野吹过来，我仿佛嗅到了稻花的清香，让人陶醉。
　　山还是那座山，依旧默默无语守候着那片田野；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依旧含情脉脉地守望着那座山。只有离家多年的游子才明白，那片山河土地，早已凝结成心中化不开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