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新立

　　童年记忆中的乡村，信息极其闭塞，电影极少看到,电视机、录音机更没见过。为了打发寂寞的日子，我和许多农家少年一样,特别喜欢听人说书。说书人演唱的《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杨门女将》等传统书目,成为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那时候，说书的地点大多选在村子中间的槐树下或村子旁边的晒场上，到了冬天则挪到生产队的牛屋里。我清楚地记得，天刚擦黑，村里的老少爷们就有人搬着椅凳到说书场里占地方；孩子们则一趟趟跑到当晚管饭的农户家门口，打探说书先生是否已经吃完喝好。大家来回跑动着，尖叫着传递信息。终于，在一群孩子的簇拥下，说书先生正式登场了。其中，会有一个孩子昂首挺胸走在前面，嘴里高喊着:“让开，让开!先生来了!”俨然一副“御前侍卫”的派头。
　　说书先生坐定后，有人帮着支好牛皮鼓，有人给他敬一支烟,递一杯茶。说书先生稳稳地坐着喝茶抽烟，和身边的大人低声说笑,孩子们跑到前边,想摸一摸那红彤彤的牛皮大鼓，但又不敢伸手。大家推搡着、嚷嚷着，刚才还平静如水的说书场，再无一刻安静。
　　过了一会儿，说书先生放下茶碗,掏出衣袋里两块乌黑油亮的简板,左手持板,右手拿鼓槌,极有节奏地敲打起来，却不唱。大家知道这是在等生产队里的“头面人物”呢。于是，大家便纷纷扭头四处搜寻，看队长、会计来了没有。
　　一般来说，说书先生是一人一个调儿。高亢的，声若洪钟;细脆的,燕语莺声；声音低沉的，说起话来瓮声瓮气；声音细腻的,说不尽的温柔娇媚。经常到我们村子里说书的刘先生，是个盲人，尽管声音沙哑，但依然很受全村人欢迎，一是因为他会说的书最多;二是他说书的味儿最特别。听大人讲，这个刘先生年轻时声音洪亮。有一次，他去城里说书时,得罪了财主,财主便使人在他喝的茶里做了手脚,从此他的嗓子就哑了。
　　刘先生说书,声音虽然沙哑,但常常让人听得入迷。他不大爱细述打斗时双方各自的法宝招数,特别喜欢描述人在苦难中的悲惨之状。他模拟悲伤者哭泣时,悲悲切切如泣如诉。有时，我会认真地盯着他那核桃壳一样的老脸,以为他会泪如雨下,但月光下，只见那凹陷的眼窝,像干裂了沟的泥坑，半点泪水也没有。听见四下里一片唏嘘,扭头发现听书的乡亲们脸上早已泪流满面，都在悄悄擦拭呢。
　　后来上面派人来,不让刘先生说古书了，说那是“封建余孽”。
　　20世纪90年代初，说书之艺在古老的乡村犹如落日余晖，渐渐失去原有的光彩。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我再也听不到小时候的说书声。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仍会常常想念诞生在那个特殊时代的说书人。正是这些寒贫的说书先生，给那段灰暗的生活增添了独特的欢乐。